一群面似二三十岁的青年，蹲坐在工厂花坛的边沿，有的在无奈地看着手机，有的在焦虑地看着前方。与往常一样，他们起个大早来到了工厂，与往常不一样，他们毫无准备的失业了。下面就随嵌入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吧。

　　这个号称全球第三大、台湾第一大液晶显示面板制造商——友达光电，近日关闭了上海松江的工厂，无任何书面通知或公告。

 友达光电关闭上海松江厂，该走的外资留都留不住？

　　友达方称，优化生产效能，决定将产能移往苏州厂集中生产。随后友达举办了说明会，并承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，员工若有意愿可以选择前往转调至友达昆山或苏州厂。对于部分无法接受的员工，友达也尽最大努力沟通，至于闲置的松江厂未来会处置或有其他规划，友达表示，董事会尚未决定。

　　很显然，这次关厂逃不开整个产业链大环境的影响，电脑市场成熟化，除了电竞等利基型M液晶显示仍有明显成长空间外，整体液晶显示出货量成长受限，所以松江液晶显示模块厂只有关闭的选择。

　　市场不会同情商人，逐利的商人也不会同情工人。

　　几乎在同一天，奥林巴斯(深圳)工业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停工停产。官方给出停产停工说明，称受世界范围内相机市场缩小、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宏观因素影响，目前公司经营前景严峻。奥林巴斯深圳不得不进行业务调整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这家工厂鼎盛时期有1.5万名员工，在2016年员工减少到2000人，目前，深圳奥林巴斯有1400多名员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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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让我想到了尼康，去年10月份尼康突然宣布，关停映像事业部位于中国无锡的生产子公司——尼康光学仪器(中国)有限公司。

　　有人说：“打败尼康的不是佳能，而是智能手机。”

　　而智能手机说：“你们都得死!!”

　　小编稍微整理一下，发现关门的科技厂子是一家接着一家。

　　2015年1月，松下电器关闭了位于山东济南、主要生产液晶电视的合资工厂。加上前几年松下已关闭的中国等离子电视工厂，松下电视已全面退出中国生产。

　　2016年2月，诺基亚宣布关闭位于上海金桥的工厂，此前一年，诺基亚已关闭了四家在中国的工厂。

　　2016年5月底，全球最大的照明巨头飞利浦宣布关闭位于中国深圳的公司，并遣散员工。

　　2017年1月7日，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发布公告，宣布关闭其在苏州的工厂，并裁员近2000人。

　　2017年1月中旬，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被曝出裁减200多个北京研发岗位，员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离职。

　　2018年1月8日，日东电工的日方代表突然向中方课长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宣布，工厂将在1月底停产，2月开始解除合同。

　　2018年5月，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被撤销，除6位韩籍高层外，所有员工将于4月底全部遣散，遣散人数约320人左右。如此，三星“抛弃了”其在中国唯一一家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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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不足以让人感受背后“逃离潮”的震撼，来说几个数字。

　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6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.97亿，对比11年3269.81亿这一数字，短短五年时间便下跌了62.94%。

　　当中国经济还沉醉在房地产“繁荣”的狂欢之时，一些清醒的人早就开始撤离，2014年是外资投资房地产开发的峰值年，总额为639亿人民币。然而从2015年开始，外资就从地产开发领域迅速撤离，当年度地产开发领域利用外资总额仅297亿。这不算完，2016年1-11月累计，外资进入地产开发领域的金额仅仅只剩下132亿，预计2016年全年的数据也只不过是140亿上下。 仅仅两年时间，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使用规模，就从639亿，剧烈下降到140亿，降幅高达78%!

　　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这个外资“逃离潮”，有一个问题我们绝对绕不开，那就是成本，人的成本。

　　根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18年4月26日，已有上海、辽宁、新疆、江西、西藏、广西、云南和山东8省市上调了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。

　　从各地调整的数据看，北京最低标准为2000元，上海以2420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当之无愧的“一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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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然这是最低工资，不包括别的项目，换句话说，一般情况下，普工搏一搏能5K+的。而在越南，这就是一个幸福的数字。去年越南国家薪酬理事会召开第三次会议，与会企业及职工代表达成共识，2018年全国四个区域最低工资标准拟上涨6.5%，每月提薪18至23万越盾(约合8至10美元)。小编掐指一算，最低工资大约为150美元(955人民币)左右。

　　想一想，曾经2009年，深圳工人的月工资3500元，美国也是3500，不过是美元。现在深圳最基础的制造工人月薪也就3500到4000元，管理岗大约4500元左右，有时候一名技术工人的薪资基本上可以达到8000到10000元，直逼欧美。

　　除了人的成本，地皮成本绝对也不容忽视，“炒房热”让土地变得寸土成金，有业内人士表示：“6万平米的厂房每月光租金就比以前多了近250万。”有老外高管还打趣道：“估计深圳的地底下都埋着金矿。”

　　当然中国的高税收让外资也叫苦连连。

　　单拿苏州举例，2010年，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，到2015年，上升到616亿，增幅高达31%，而这5年期间，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%。

　　2016年末，那场“中国死亡税率”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，曹德旺一句“中国税收全球最高”的吐槽也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，其实希捷的“大逃亡”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也存在莫大联系。

　　不过在今年的两会上，我们也看到了减税报告，不仅国内企业受益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也会享受相关红利。

　　我们最后在回到文章开头的几次关厂事件，其实那些被时代抛弃的，该关门的还是要关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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